刘云龙:养老金融要做金融市场的长期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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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龙：养老金融要做金融市场的长期投资者
当前，我国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人口结构变革。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3亿，占总人口的22%，伴生的“银发经济”规模约达7万亿元。面对这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养老大考”，构建一个稳健、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已成为国家顶层设计的核心关切之一。

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养老金融的角色被赋予了新的战略意义。北京工商大学中国养老金融研究院院长、资深养老金专家刘云龙反复强调一个核心观点：养老金融必须成为金融市场的长期投资者和耐心资本。这远非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一个关乎国家金融结构改革、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和亿万国民养老福祉的系统性工程。

本文将围绕刘云龙的核心论述，从现实挑战、理论逻辑、实践路径和宏观意义四个层面，系统阐述为何及如何推动养老金融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乃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与“助推器”。

一、现实困境：养老金融的“内卷”与“二元结构”
在理想图景之外，我国养老金融体系，尤其是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在发展初期面临着结构性挑战，制约了其长期资本功能的发挥。

参与率与效率的“双低”困局：个人养老金制度自试点推向全国以来，面临“开户热、投资冷”的尴尬。参与率不高、账户资金投资率低是普遍现象，大量资金沉淀在存款类产品中，未能有效转化为投资。这直接导致了长期收益率的不足与不稳定，削弱了制度本身的吸引力。

供给侧的“同质化”竞争：市场提供的养老金融产品存在明显的“商业银行化、商业储蓄化”倾向，未能充分发挥保险、基金等机构的长期投资能力优势。产品创新趋同，呈现“百货商店”模式，陷入低水平的价格与服务竞争，而非基于长期价值创造的能力竞争。

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刘云龙指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存在明显的“参与者二元结构”。企业年金的参与主体以央企、国企为主，民营企业参与度低；个人养老金的参与者则更多地集中于体制内人员。这种结构限制了养老资金的汇集规模，也使得单纯依靠提高税收优惠来激励参与的路径难以形成广泛共识。

这些困境的深层原因，在刘云龙看来，根植于行业长期以来形成的“销售文化”主导的经营模式，对养老资金的长期投资属性重视不足，战略管理和投资管理能力建设相对滞后。要打破这一路径依赖，必须从根本上重构养老金融的发展逻辑。

二、核心理念：构建“长期资金－长期投资－长期收益”的闭环
刘云龙提出的“长期资本战略”，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其核心在于，将养老储蓄通过制度化设计，转化为能够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耐心资本”。

从“资金”到“资本”的质变：刘云龙特别强调，应使用“长期资本”而非“长期资金”这一概念。资本的核心在于其生产性和创造性，能够形成真实资产、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养老金作为期限最长、最稳定的资金来源，是天然形成长期资本的基石。

金融结构的变革推力：刘云龙的研究从全球视野指出，养老金的制度差异是导致英美市场主导型与日德银行主导型两种金融结构分野的关键因素。以美国为例，自1980年代“401K计划”推行以来，以养老金为代表的长期资本大规模进入市场，不仅深刻改变了其金融结构（银行业资产占比从约60%降至30%左右），更成为支撑其资本市场长期繁荣、压降社会融资成本的核心力量。他比喻道，养老金与股市应是“鱼水情深，相濡以沫”的关系。

历史的“三化”经验：刘云龙总结，全球养老金改革成功的共性在于“三化”：信托化（确立独立受托、 fiduciary duty 的文化）、基金化（实现资金长期积累和独立运作）、税优化（通过税收递延等政策提供有效激励）。这“三化”共同构成了将短期储蓄转化为长期资本的制度基础设施。

三、实践路径：从产品创新到能力建设的系统升级
基于长期资本的战略理念，刘云龙为养老金融的各类参与主体，特别是保险公司，指出了从“卷存量”走向“创增量”的具体路径。

产品创新：从“百货商店”到“精品店”：养老金融产品必须超越储蓄替代，凸显行业特有的长期投资能力。保险公司应发挥其在精算技术、资产负债匹配和跨周期投资管理方面的核心优势。中小机构更应摒弃“大而全”的思路，转向差异化、个性化的“专卖店”模式，在特定领域（如长期护理保险、养老社区服务）构建深度服务能力。

投资管理：延长考核周期与优化资产配置：为践行长期投资，必须改革“短期主义”的考核机制。刘云龙建议，对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人的考核可采取5年期的滚动考核方式。在资产配置上，应积极探索从传统的固定收益领域，向股权投资、产业基金投资等领域拓展，以分享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银发经济（预计2035年规模达30万亿元）成长的红利。

能力建设：投资、战略与科技“三驾马车”：保险公司要实现高质量“向上长”，必须加强三大核心能力建设：

投资管理能力：应对低利率环境挑战，强化大类资产配置和绝对收益获取能力。

战略管理能力：前瞻性布局长期护理保险、医康养产业、老年康复医院等未来增长点，实现金融与实体服务的深度融合。

科技管理能力：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乃至未来具身机器人技术，提升客户服务、健康管理和投资决策的智能化水平。

制度优化：超越单一税收激励：在现有税优框架下，可通过逐步提高缴费上限、允许临近退休者“追加缴费” 等灵活设计，提升制度弹性与吸引力。同时，应大力推行个人养老金账户的默认投资制度，引导“沉睡”资金进行长期配置，避免存款化。

四、宏观图景：养老金融的国家战略意义
刘云龙的视野并未局限于行业自身发展，而是将养老金融置于国家现代化全局中进行定位。

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中国金融体系长期以来存在“银行一枝独秀”、直接融资占比偏低的结构性问题。大力发展养老金，正是区分长期资本与短期货币、优化金融结构、最终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关键举措。刘云龙甚至呼吁，在适当时机应考虑设立独立的养老金监管局，以统筹管理这一国之重器。

化解老龄化风险的金融工具：面对老龄化压力，刘云龙早年便提出了通过资本市场国际化进行“跨期套利” 的前瞻构想。即在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时，让已积累的庞大养老金能够全球配置，投资于其他人口红利国、资源国的优质资产，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让国民分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石：最终，一个强大的养老金体系，将通过“养老储蓄→养老基金→长期资本→长期投资”的传导链条，服务于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形成与长期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这不仅是养老保障问题，更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基础的战略安排。

结语
刘云龙关于“养老金融要做金融市场长期投资者”的论断，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经济规律：个人的养老储备与国家的金融深化、经济增长本是一体两面。当前，中国正处在“十五五”规划开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窗口期。

推动养老金融从产品销售的“内卷”中跳脱出来，真正肩负起长期资本形成的使命，不仅需要行业转变发展哲学，从“销售文化”转向“投资文化”和“受托文化”，更需要政策层面持续深化“信托化、基金化、税优化”的改革，为耐心资本的生长提供制度土壤。

当亿万民众的养老钱，通过科学、稳健的制度设计，汇聚成推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时，我们收获的将不仅是一个更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更将是一个更富韧性、更具活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正是养老金融作为国家长期资本战略的终极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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