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物局发布石峁遗址古基因组研究重大成果 以遗传学实证中华文明早期图景
2025年11月27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一项关于石峁遗址的重磅考古科学研究成果。这项由中国科学家团队历时十三年完成的研究，首次通过大规模古基因组分析，精确揭示了距今约4000年前中国最大史前城址——石峁古城的人群来源与社会结构，标志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从“以物论史”进入了“精准研究人和社会”的新阶段。相关研究论文《石峁古城古DNA揭秘新石器时代中国地区亲缘关系习俗》已于同日在线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
一、 研究概况：十三载攻坚，开创史前社会遗传学研究新规模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地处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的交界地带，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其宏大的城防体系、高等级的文物遗存和复杂的社会现象，长期被学术界视为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样本。然而，关于创造这一辉煌文明的人群究竟从何而来、社会如何组织运转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为解开这些谜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团队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周勇研究员团队等单位联合攻关，开展了一项规模空前的古DNA研究。研究团队对来自石峁遗址核心区、其周边卫星遗址，以及晋南地区（如陶寺遗址）的共169例古代人骨样本进行了大规模、高分辨率的核基因组捕获与分析。这项研究历时13年，其样本量级与分析深度均达到了全球史前聚落社会遗传学研究的空前水平，是针对具有超大规模和复杂殉葬形式的等级社会的全球首例同类研究。
二、 核心发现：三大突破性成果重构早期文明认知
本次研究取得了三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性发现，系统性地回答了关于石峁文明的核心问题。
1. 人群溯源：实证本土根基，勾勒多元交融动态图景
研究以确凿的遗传学证据证实，石峁文化的主体人群直接源于陕北本地的仰韶晚期居民，显示出清晰的遗传连续性，从而从基因层面确立了石峁文化深厚的本土根基。这一发现有力驳斥了关于其人群外来的某些假说，证实了中华文明在本土延续发展的坚实脉络。
同时，研究在少数个体中检测到了来自北方草原地区（与裕民文化成分相关人群）和南方沿海稻作农业人群的遗传成分。这生动勾勒出一幅“主干清晰、多元交融”的动态历史图景：石峁社会在以本地人群为主体的基础上，与南北不同生计模式的群体存在着基因交流，客观印证了中华文明自起源阶段就已呈现的 “多元一体、兼收并蓄” 宏大格局。
2. 交流模式：辨析基因与文化传播的双重路径
此前考古发现显示，石峁的陶器风格与中原晋南的陶寺文化高度相似，其青铜技术则可能与欧亚草原存在联系。本次基因组研究为此提供了精确辨析：石峁人群与黄河流域的陶寺文化人群遗传结构高度同源，交流密切。然而，在石峁主体人群的基因中，并未发现来自欧亚西部草原、中亚或北亚等远方人群的成分。
这一“基因”与“文化”元素传播路径的分离表明，青铜冶金术等外来文化因素，更可能是通过远距离贸易、技术传播等途径进入石峁，而非大规模人群迁徙的结果。这深刻揭示，石峁不仅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更是一个史前时期的跨区域互动、高度开放的文化与贸易枢纽。
3. 社会结构：首度重建早期国家的亲缘与权力构架
研究最具开创性的成果，是全球首次从遗传学角度对一个如此大规模的早期都邑社会进行微观透视。通过对不同等级墓葬中人骨的DNA分析，科学家们成功重建了石峁古城内部一个跨越四代的家族谱系。
分析显示，石峁社会已经形成了以父系血缘为核心、阶层森严的社会结构。尤为重要的是，研究对不同地点殉葬者的遗传分析，揭示了残酷而系统的社会分层：在外城东门“头骨坑”中，殉葬者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向；而在皇城台和内城的贵族墓地中，殉葬者几乎全为女性。这一差异直观反映了以父系亲缘绑定社会等级的运行模式，为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权力构架、统治家族的维系以及社会阶层的构成，提供了首个直接的遗传学证据和社会组织范本。
三、 研究意义与未来展望
此项成果是科技考古与田野考古深度融合的典范，不仅解开了石峁遗址的诸多历史谜团，更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它标志着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拥有了强大的科技驱动力，得以从宏观的物质文化比较，深入到精准解读古代社会内部的人群关系与组织结构。
国家文物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一步加强多学科合作，发挥科技考古的支撑作用，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认识。石峁研究的成功范例，为未来探索更广阔的中华文明史前图景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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