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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天,冷得人骨头缝儿里都冒寒气。地上积着隔夜的雪,踩上去咯吱咯吱响。老城根儿底下,蹲着个吹笛子的,破棉袄裹得像个粽子,手指头冻得通红。
笛声就是从那儿飘出来的。
起初没人留意。赶早市的挎着菜篮子,缩着脖子匆匆走;开铺子的哗啦一声拉起卷帘门,惊起檐下几只麻雀。可那笛声偏往人耳朵里钻——不是电视里那种清脆透亮的调子,倒是呜呜咽咽的,像风吹过老房子屋檐下的裂缝,又像谁家灶膛里柴火将熄未熄时的噼啪。
有个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本来已经走过去了,却又慢吞吞折回来,在离吹笛人五步远的地方站定。她也不看人,就盯着地上渐渐化开的雪水。听着听着,忽然抬起袖子抹了把眼睛。
对面修车铺的老张刚支起摊子,扳手“咣当”掉地上。“这调子……”他嘟囔着,撩起油腻腻的衣襟擦了擦手,“像极了我爹当年在窑上唱的煤工号子。”他爹下了一辈子煤窑,最后咳出来的痰都是黑的。
笛声渐渐有了温度。
先是像冬日里呵出的一口白气,朦朦胧胧的;接着成了灶台上煨着的小火苗,蓝幽幽地舔着锅底;后来竟成了记忆里母亲纳鞋底时,针尖在头皮上轻轻一擦——那一瞬间微薄的暖。
卖烤红薯的推车过来了,焦甜的香气混进笛声里。背书包的孩子停下脚步,摸出皱巴巴的一块钱,买了红薯却不吃,捂在手里呵着气。笛声拐了个弯,忽然轻快起来,像冰凌子从屋檐摔碎在地上,亮晶晶地溅开。
吹笛子的始终闭着眼。他吹的不是什么名曲,调子野得很,一会儿在黄土坡上打滚,一会儿又钻进芦苇荡里不见了。可听着听着,整条街都慢了半拍——
修车的老张不修车了,蹲在门口卷烟卷;理发店的老板娘倚着门框,染发膏滴滴答答落在围裙上;连那总爱撵人的城管,今天也抱着胳膊站在电线杆子底下,帽檐压得低低的。
忽然有人认出那调子:“这不是老酒厂下班时吹的哨子声嘛!”话音未落,笛声竟真的变了个节奏——嘟嘟嘟,嘟嘟嘟,像极了二十年前,每当夕阳西斜,酒厂大铁门里涌出的那股子混杂着酒糟味的热气。那时候整条街都认识酒厂的师傅们,他们的蓝工装洗得发白,口袋里总装着几颗给孩子的水果糖。
日头渐渐爬高了,雪地泛着碎金子般的光。笛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吹笛子的睁开眼,把竹笛往怀里一揣,搓了搓冻僵的手。面前不知何时多了个豁口的粗瓷碗,碗里躺着几枚硬币,一个钢镚儿,还有个黄澄澄的烤红薯。
他站起身,掸了掸身上的雪沫子,转身消失在巷子深处。没留下姓名,没讨要掌声。
整条街又活络起来,车铃声、叫卖声、炒菜下锅的刺啦声重新响起。只是那笛声的暖意,像融进雪里的盐,看不见了,却知道它还在那儿——
它钻进老太太菜篮里鲜嫩的韭菜叶上,钻进老张刚拧紧的螺丝帽里,钻进孩子咬开烤红薯时冒出的那团白汽里。从此这条街上,多了一缕听不见的、却总在起风时隐隐响起的调子。
笛子走了,可那笛声,算是还给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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